万余件文书残片实证，新疆吐峪沟石窟藏着一段文明交流史

位于新疆吐鲁番市的吐峪沟石窟。（图/中新社“东西问” ）

2025年5月，位于新疆吐鲁番市的吐峪沟石窟，历经十次考古发掘后面向公众开放。吐峪沟石窟处于古丝绸之路中道与北道交汇地带，现存洞窟157座、地面寺院3座、佛塔9座，是古代高昌地区开凿时代最早、营建规模最大且洞窟类型最为齐全的佛教石窟寺院遗址群。

吐峪沟石窟有何特别之处？其中出土的佛经和文书，如何实证古代新疆作为丝绸之路“文明十字路口”的特殊地位？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陈爱峰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作深度解读。

那么，吐峪沟石窟出土的多语种佛经和文书，如何证明古代新疆作为丝绸之路“文明十字路口”的特殊地位？陈爱峰表示，201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等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吐峪沟石窟进行多次系统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总计约6000平方米。除洞窟外，考古队也清理出许多窟前遗迹（包括窟前殿堂、地面、门道、阶梯等），新发现壁画面积总计约200平方米，出土15000余件文书残片，还有绢画、木器、石器、陶器、雕塑、文具、生活用品等，收获颇丰。

考古发掘出土的纸质文书，包括汉文、回鹘文、粟特文、藏文等多种文字。其中既有佛经写本，也有世俗文书、古书注本等，部分文书保存较完整，有纪年题记，还有少量带有卷轴。字体风格最早的文书，可能出自公元4世纪或5世纪。

这些文书为研究吐鲁番及西域历史文化提供了新资料。通过文书可以发现，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在此交汇，带来了各自的语言文字及背后的文化体系，反映出古代新疆是多种语言文化交融之所。除佛教典籍之外，还出土了少量道教、摩尼教文书，体现新疆地区多宗教并存的特征。

吐峪沟石窟内佛像造型在服饰、面相、手印等方面的演变，如何体现古印度佛教艺术与中原、西域本土艺术的融合创新？

陈爱峰称，吐峪沟石窟壁画早期受犍陀罗艺术影响明显，衣纹厚重褶皱，青绿与赭红为主色调。佛衣样式多以通肩式、右袒式为主，受古代印度犍陀罗及秣菟罗佛教造像的影响，如吐峪沟第2窟千佛是衣纹紧密的“曹衣出水”式。

吐峪沟早期壁画人物面部使用了龟兹的晕染法，在形象装扮上与龟兹菩萨相似，如吐峪沟石窟第12窟说法图，右侧的胁侍菩萨头戴宝冠，披巾轻垂，佩耳珰、璎珞、臂钏、腕镯，脸型丰圆，肩膀宽阔，体态健美。此外，该窟以土红色涂壁为地色，用土红和墨线勾勒轮廓，以土红、红、粉红、黑等暖色敷彩，石青、石绿和白色相间，又与莫高窟中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2窟说法图十分相似。

壁画配置上，吐峪沟第44窟四壁的画面上段中央绘说法图，其余满绘千佛；中段为本生故事画；下段绘三角垂帐纹。这些壁画以及佛本生故事画的构图、画法、敷彩等都与莫高窟北凉时期的洞窟相似。

吐峪沟石窟的造像风格，除高昌回鹘本土特色外，也有龟兹和敦煌壁画的风格。吐峪沟早期石窟，佛和菩萨像均采用龟兹地区流行的晕染法，即肌体裸露部分采用由深到浅的着色方式，使肌体产生凹凸效果的立体感。这些壁画也重视人体解剖和形象的塑造，在胸、腹，尤其是膝、肘等关节处，用铁线勾出圆形。

此外，吐峪沟石窟壁画的用色也比较复杂，如第40、44窟以土红为底，色调温暖、厚重、浓艳。第12、38等窟石青、石绿色占据主要地位，色泽淡雅、庄重。敷彩的方法大都是平涂法，也有使用凹凸晕染法，肢体一面用赭红色晕染，立体感很强。这种晕染的方式一直影响到河西走廊及其以东的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吐峪沟石窟显然是这种绘画方式向东传播的重要一环。

编辑：走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