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专栏 | 中巴战略对话75周年：象征意义与战略信号

2026年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七轮中巴外长战略对话，其象征意义已远超常规外交互动范畴。此次对话恰逢两国建交75周年，正值地区局势动荡、经济压力加剧、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的特殊时期。双方发布的联合公报既彰显了伙伴关系的延续性、坚定承诺与战略愿景，也引发了外界对执行力度、公信力及战略调整方向的深层探讨。

对北京与伊斯兰堡而言，此次对话重申了“风雨无阻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关系历经战争、政权更迭、国际制裁及全球格局变迁的考验，始终坚如磐石。但随着伙伴关系日趋成熟，核心挑战已不再是巩固友谊，而是如何在仅靠口号难以说服国内利益相关方、投资者及地区观察者的环境中，真正取得实质性成果。

双边对话公报的突出价值在于其战略清晰度。双方重申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坚定支持：巴基斯坦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则明确肯定巴基斯坦的主权及反恐努力。在联盟关系日益趋向交易化的时代，这种高度一致性仍属难能可贵。

中国对巴基斯坦在“URAAN巴基斯坦框架”下推动经济稳定的努力予以认可，这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对伊斯兰堡而言，在国内经济信心尚未稳固之际，来自可靠伙伴的外部肯定至关重要；对北京而言，认可巴基斯坦的改革议程，表明双方伙伴关系正从单纯的基础设施投资，向更广泛的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拓展。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双方持续强调安全合作的核心地位。中国明确肯定巴基斯坦在反恐斗争中作出的牺牲，以及为中方人员提供的保护措施。这体现出双方的共识：没有安全保障，任何走廊、港口或工业区都无法正常运转。中国重申对恐怖主义的“零容忍”立场，拒绝双重标准，与中国更广泛的全球安全战略高度契合。

在地区事务层面，双方就南亚、克什米尔及阿富汗问题的表述措辞审慎，与既往立场保持一致。相较于升级对抗性言辞，双方更强调对话协商、国际法准则与区域稳定，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作为地区稳定因素而非派系势力的形象。

第七轮对话最受关注的承诺，是打造“升级版2.0”的中巴经济走廊（CPEC）。从规划层面看，将重点转向工业、农业与采矿业，标志着合作逻辑从道路、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建设，向价值创造与出口能力提升的演进。然而在实践中，CPEC2.0仍面临诸多挑战。

巴基斯坦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导致工业合作陷入停滞，包括税收政策不一致、能源定价扭曲、省级协调不力及决策效率低下。作为CPEC第二阶段支柱的经济特区，利用率始终未达预期。对中国及其他投资者而言，真正阻碍其进入的并非安全风险，而是监管不确定性与治理瓶颈。

农业合作同样面临多重制约。尽管各方探讨了联合项目与技术转让，但巴基斯坦土地所有权分散、水资源紧张及供应链陈旧等问题，限制了合作的规模化推进。采矿合作虽前景可观，却可能重蹈覆辙。若社区参与不足、环境问题突出，或利益分配不公，极易引发当地民众的强烈抵触。

对中国政策制定者而言，这并非伙伴关系的失败，而是一个重要提醒，即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必须向与改革兼容的合作模式转型。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联合公报，体现了双方观点的一致性，即支持阿富汗稳定、反对恐怖主义、倡导包容性治理，并呼吁对武装组织采取可核查的行动。双方措辞始终保持谨慎、平衡与外交得体。

然而在这一议题背后，存在着双方至今未能突破的结构性困局。尽管中巴利益高度契合，但对塔利班决策的影响力仍显有限。通过双边磋商及阿富汗参与的三方机制等平台，双方虽保持了沟通渠道，减少了误解，但这些机制尚未在反恐承诺、政治包容性等关键领域带来实质性改变。反复的承诺往往未能转化为切实行动，导致外交表态与安全现实之间存在明显脱节。

对巴基斯坦而言，阿富汗局势动荡的影响立竿见影且切实可感。跨境武装活动、难民压力与国内安全挑战，正直接威胁国家稳定。对伊斯兰堡而言，阿富汗并非遥不可及的外交议题，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威胁，可能破坏国内秩序、阻碍经济复苏。正因如此，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互动既受外交博弈左右，更受风险管控制约，行动空间因此十分有限。

对中国而言，局势虽有不同，重要性却丝毫不减。阿富汗持续动荡，正威胁着涵盖南亚、中亚与中国西部之间跨区域贸易路线及基础设施走廊的区域互联互通计划。更值得关注的是，极端主义势力向新疆蔓延的担忧，让阿富汗问题从边缘议题跃升为中国更广泛区域安全战略的核心考量。尽管北京坚持稳定、发展与不干涉原则，但在治理能力薄弱的环境下，这些原则仍面临现实挑战。

现实情况是尽管中巴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目标一致，现有政策工具却仍存在不足。政治宣传与外交接触虽不可或缺，但实际效果有限。当前亟需转向更具条件性与结构化的合作模式。这并非要放弃对话或诉诸强制手段，而是要更清晰地将经济激励与行为预期相匹配。

把发展援助、贸易准入和区域互联互通同具体条件挂钩，通过有条件的经济参与，能够让阿富汗当局更直观地看到遵守规则能带来好处，不采取行动则要付出代价。与此同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协调合作，有助于将阿富汗纳入更广泛的区域框架，从而减轻中巴单方面应对局势的负担。关键在于，对不合规后果的表述必须清晰明确、切实可行，并符合国际通行规范。

在参与度与施压力度之间取得平衡，无疑是一项复杂任务。正如对话公报隐晦指出的，维持阿富汗局势稳定，必须从单纯安抚转向注重实效的外交策略。对中巴两国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战略愿景的统一，而在于开发能将共同意图转化为持久成果的工具。

尽管联合公报重申巴基斯坦持续致力于保障中国人员和利益安全，但安全挑战、特定项目周边局部抗议等零星事件，仍凸显了当地局势的复杂多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事态并非源于广泛的反华情绪，而是与当地社会经济问题交织。外部势力和敌对势力常利用这些矛盾，通过制造误解破坏中巴战略互信。这种将发展项目政治化的企图，实则是为了破坏两国间具有坚实制度基础与民众支持的双边合作。

这也向北京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战略伙伴关系的维系不仅依赖国家间互信，更离不开社区层面的合法性支撑。在巴基斯坦运营的中国企业，必须将社会影响、环保标准与地方协商纳入项目规划。这不应被视为公关噱头，而应作为风险管控的有效手段。

公报中一个低调却至关重要的议题是跨境水资源合作。在面临气候压力、冰川消融与水资源短缺的地区，这一问题理应获得更高战略重视。巴基斯坦的长期稳定与中国投资的可持续性，将高度依赖气候适应能力、水资源管理与粮食安全，然而这些议题在当前双边议程中仍处于边缘地位。

中国在大规模水资源管理、气候适应与绿色技术领域经验丰富，完全有能力推动这一合作。此举不仅能保护投资，更将重塑未来25年的伙伴关系。

在瞬息万变的地区与全球格局中，中巴两国要深化双边关系，不仅需重新审视合作重点，更需调整合作方式。其中阿富汗问题尤为关键。与其依赖政治说辞或有限的外交形式，双方不妨围绕更明确的激励机制与后果调整互动模式。通过加强与中亚国家等地区利益相关方的协调，既能提升集体影响力，又能减轻单靠双边机制的负担。这种策略既能延续对话进程，又能向外界传递明确信号，地区稳定需要切实的承诺与行动力。

除了眼前的安保问题，中巴关系的长远发展还需拓展合作版图。随着传统基础设施和安全合作逐渐饱和，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数字治理、人力资本开发等新挑战亟待纳入战略视野。深化这些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化解经济稳定面临的长期风险，更能增强公众对双边举措的认同。将合作重点聚焦于直接惠及民生的发展成果，中巴双方就能确保未来伙伴关系始终与时俱进、灵活应变且具备可持续性。

第七次中巴战略对话表明，两国政治关系依然稳固，战略层面保持高度契合。未来中巴关系的发展，将不再以铿锵有力的友谊宣言作为衡量标准，而是更多地以可量化成果、制度韧性及地方合法性作为评判依据。

对中方而言，巴基斯坦在地理、战略和象征层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对巴方来说，中国同样不可或缺。当前的挑战不在于信任，而在于转型。只要双方以坦诚灵活的态度直面执行中的差距，这种伙伴关系就能持续发挥低调却卓有成效的示范作用，而非止步于大张旗鼓的宣称。

巴基斯坦国际关系专家——阿纳姆·法蒂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