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专栏 | 巴基斯坦当前反恐存在的突出问题

目前，巴基斯坦反恐斗争正处于转型和高压的关键时期。尽管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从2025年底到2026年第一季度加大了军事打击力度，但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重且复杂。

自2021年阿富汗政权更迭以来，巴基斯坦塔利班（TTP）在阿富汗获得了大量栖身处和活动空间，导致频繁的跨境袭击。此外，随着前阿富汗政府军武器和装备在塔利班控制下的流失，各恐怖组织获得了更为先进的武器，其作战能力和地理覆盖范围大幅扩大。2025年，巴基斯坦发生5,397起恐怖袭击，较往年有所增加，主要集中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3,811起）和俾路支省（1,557起）。仅2025年，就有1,235名执法人员和平民死亡，尽管杀伤比（恐怖分子被击毙与军警人员的比例）有所改善，但社会和人命成本依然巨大。

目前的情况是，尽管出台了新的国家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政策（NPVE），但在学校课程变更、伊斯兰学校改革和社交媒体推广等“软性”领域，仍存在显著阻力。作为主导机构，国家反恐局（NACTA）在资金、专业人员和省际协调方面仍存在不足，导致反恐行动过于依赖军事手段，缺乏长期的社会治理支持。政府与各方在反恐战略上达成完全统一的政治共识非常困难，反恐行动的效能评估和问责机制仍需改进。

因此，我们认为应继续推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围栏的建设，并通过外交渠道施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履行其“不允许恐怖分子利用阿富汗领土攻击其他国家”的承诺。同时，有必要深化与中国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情报共享和安全合作，关注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与美国开展的反恐情报合作。

在继续维持高频情报军事行动（例如2025年超过75,000次行动）的同时，应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消除极端主义思想滋生的温床。同时，需进一步完善反恐法庭审判程序，提高恐怖分子定罪率，确保审判程序的合法性，以赢得人民的信心。国家反恐机构（NACTA）也应获得实质性赋权，增强其监控和反制社交媒体极端内容的能力，并建立科学的反恐叙事体系。必须确保反恐资金直接流向基层执法部门及受袭地区。我们还主张加强对中巴经济走廊（CPEC）等重大项目的安全保护，通过走廊项目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削弱恐怖组织的招募吸引力。

同时，我们认为削弱伊斯兰学校在巴基斯坦反恐工作中的负面作用也很重要。必须指出，在当前巴基斯坦反恐和社会治理的背景下，伊斯兰学校（Madrasa）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衰弱”趋势，而是呈现出持续扩张与行政监督并存的复杂局面。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校数量从1947年独立时约150所增长到如今的32,000所，部分统计显示已达60,000所。根据2023年人口普查及后续官方数据，仅注册的伊斯兰学校就有近18,000所，学生人数超过220万。

由于巴基斯坦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对公立教育体系投资不足（仅占GDP的2.2%），伊斯兰学校成为贫困家庭的首选，因为它们提供免费食宿和基础教育，在某些地区甚至比公立学校更为普遍。2019年，政府试图将伊斯兰学校纳入教育部统一管辖，并统一课程设置。然而，到2025年，由于强烈抗议和宗教团体的政治压力，政府在允许学校在“现代监管”和“传统模式”之间选择的立法上出现了摇摆。

尽管巴基斯坦国家反恐局（NACTA）和安全部门继续打击与非法武装有关的学校，并已查封了数百所由被禁团体运营的机构，但总体而言，宗教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仍有深厚的根基。某些宗教政党，如JUI-F，利用伊斯兰学校作为其政治动员的核心力量。在2024—2025年的政治动荡中，宗教领袖多次威胁发动“街头抗议”，迫使政府在教育监管上做出让步。当现代公立教育无法覆盖偏远或贫困地区时，伊斯兰学校填补了社会福利的真空，成为社会底层不可替代的依托。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也间接维持了宗教教育的社会接受度，一些激进思想通过跨境流动持续影响巴基斯坦的教学环境。

简而言之，宗教学校并未衰弱，而是处于从“野蛮增长”向“寻求合法性和保持自主”的过渡期。尽管政府在反恐层面加大了对极端主义煽动的实际铲除力度，但在意识形态与教育体系整合方面仍面临宗教圈子的重大抵制。因此，进一步规范伊斯兰学校管理应当是根除恐怖主义根源、清除极端主义土壤的关键措施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报特约撰稿人——周戎